一九八一年, 流火的七月，从北京前往乌玛依的火车上。
“瓜子汽水饮料啦，脚抬一抬，都让一让, 让一让啦。”列车员推着小餐车，一路走一路吆喝，走到一浓眉俊眼的小伙子面前时, 单独问说：“瓜子汽水饮料，要吗？”
小伙子埋头在一本《读者》，伸手指了指桌子上的大茶杯，摆手, 那意思当然是不要。
列车员原来是在毛纺厂工作的, 认识这小伙子，聂卫民嘛，聂总工的大儿子, 一年又一年, 他基本上只在寒暑假的时候坐这趟火车。
甭看人家出于高干家庭，检朴着呢，坐车从来不买卧铺, 一张硬座到北京，半途碰见有那些老点儿, 弱点儿的, 还会让座儿呢。
等到了夜里, 书包往座位下一卷, 人腿一伸，就睡下面去了。
他不抬头，列车员也就继续往下走了。
“听说了没，四川阳山发生bao炸案，死了三十多人，伤了四十四个，你们说，这年月了，什么人啊，这么丧心病狂的。”有人说。
邻座的一人就说：“不知道啊，听说公安还在调查呢，别是什么犯罪集团，或者犯罪团伙吧，听说公安正在四处抓人，还有人说，应该是什么新型的遥控炸/药包，肯定是咱们国内啊，混入那些干坏事的坏分子啦。”
“那是，听说现在的危险分子啊，都是用那种遥控zha药包，就跟电影上似的，哎哟，人活着啊，可真是够难的。”
火车眼看到站。
聂卫民想说，这种bao炸案，应该要从影院内部查起查凶手的。
但想想，爸爸经常教育他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显摆自己，小聂就把嘴闭上了。
火车站，来接他的居然是聂卫疆和邓淳两个。
这俩孩子今年上了初二啦，已经是俩很大很大的，大小伙子了。
“聂卫星呢，妈呢，咋是你俩来接我？”聂卫民就问说。
邓淳摆着手说：“卫星跟着安娜姨到北京去旅游啦，妈妈陪着二哥去乌鲁考艺考啦，家里可不就我俩。”
这俩兄弟，永远勾肩搭背的，一个替聂卫民背上被子，另一个替聂卫民背着书包，俩人就站路边等公交车啦。
“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见聂卫民不跟他俩一起搭车，聂卫疆就问。
“哥去趟农场，你俩先回吧。”聂卫民说。
当然了，聂卫民是准到农场里去找刘小红的。
何其可笑，俩人一起考上大学了，考的还是同一所大学，按理来说，他俩应该是在青青校园里并肩读书的。
但是呢，事实它还真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他上学，是在八机部，而地址呢，是在东高地，刘小红却是在本校上学的，他每个周末，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天，要想坐车到本部去看看刘小红，至少得倒三趟公交车，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这，聂卫民去过好几回呢，但回回，就没见过刘小红的影子。
这不终于放暑假了嘛，他放暑假也比别人晚的多，这就准备到农场去看看，刘小红到底怎么回事儿。
“小红啊，她在北京上班啊，都写信了，说暑假不回来的。”陈丽丽说。
见聂卫民站那儿直愣愣的站着呢，陈丽丽就说：“进来坐吧，喝点儿水，要不，大姨给你做饭吃？”
“不用了，不过大姨，你能把刘小红写的信给我看看吗？”
陈丽丽顿了半天，哎呀一声，说：“信估计早叫孩子们抓着丢了吧，我也给你找不出来，你到了北京再找她吧，或者给她写信啊，清华大学呀，她一定会收到的。”
事实上，刘小红寄来的信，早给她撕成碎片，放厕所里，擦屁股用了。
聂卫民蔫哒哒的，就回家了。
一年又一年，农场扩展的越来越大，现在从农场前往基地，中间已经没有戈壁滩了，整片整片的，全是新开垦出来的棉花田。
聂卫民虽然说寒暑假都回来，但每一趟回来，都要吃惊于整个乌玛依矿区的这种变化。
他小时候就喜欢步行，上高中的时候，他动不动就十几公里路的步行，要走到农场，等上刘小红，俩人一起去上学的。
今天当然，也是步行着回家。
这不，刚到农场门口，遥遥就看见陈丽娜的小汽车了。一辆银灰色的上海牌越野车，漆面泛着光泽，在蓝天下，像一只银色的海鸥一般。
虽然都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但聂卫民还是抑制不住热情，站在石油雕塑下，就挥舞起双手来。
“卫民，你今年怎么回来的这么早？”陈丽娜下了车，毕竟儿子大了嘛，没好意思抱，掂起脚来揉了揉他那一头板寸，撸下一把的汗来。
“妈，我可能下个月就得出国，学校提前放我回来，让我好好过个暑假。”聂卫民说。
“出国，去哪个国家留学，这事儿定下来了？”陈丽娜说。
聂卫民说：“美国，大学已经定下来了，是老师帮我联系的，估计得去两到三年。”
聂卫民要出国这事儿，是北京那边，他的老师帮他联络的，陈丽娜和聂工当然激动，但是，聂工嘛，文人的臭脾气，没有帮过聂卫民一丁点儿的忙，听说他能出国，估计也得高兴死。
“我爸呢，在实验室呢不，我得跟他说说这事儿去。”聂卫民就说。
陈丽娜就无奈的笑了：“他呀，跟着中央领导们去南方了，这都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没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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