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他们在这个话题上争论不休，我迅速打断他们，悠然的插话说：“备在涿县楼桑村居住，在我家门前，有一棵大桑树，不知栽于何年何代，也不知何人所栽。想当初，先人种下此树时，此树还乘不得荫凉。悠悠岁月过去，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炎炎夏日，村民们可以聚集在树下乘凉。每当此时，我常想，先人种此树时，未曾想及后人是否因此缅怀前人的功绩。”
说完这句话，我环顾四周，众人问听此言，都露出茫然的神情，不知道德与我家门前大桑树有何关系。
我接着说下去：“用道德戒律来教化苍生，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人岂能无德，无德之人与禽兽何异。但要想让一个人自觉自愿的以道德戒律作为人生准则，我看至少需要用三代人的时间来教化。值此乱世来临之际，我们岂能因为看不到道德教化的结果就放弃不做，我们岂能因自己乘不上荫凉就不种下那棵小树。”
目视着沮授田丰，我坚定的说：“幼安本意，就是想为后人种下这棵小树，让后人千秋万代得享其荫，至于现在讲求道德教化是否合乎时宜，甚至我们能否看到我们种下的树结出的果实，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我站起身，挥舞着拳头说：“幼安之意，是想广寻四方志士，征求各位意见，建立一套道德体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这颗种子，让我们的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具体的行为准则，让它像亘古不变的日月星辰一样，流传百世千代。诸位都是各方大贤，这种事情诸位不做，谁来做？”
听闻此话，在坐各位立即兴奋起来，是啊，流传百世千代啊，文人好名，这样名传千古的事情岂能放过，于是他们纷纷上前提出各种建议。
管宁则在我身旁，目光闪亮的说：“知我者，主公也”。
我暗暗想：借着这本书，我大可施加自己的影响，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永远”的观念灌输给公众。让人们知道，凡事成三，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以此来确立三权分立的思想基础。
可惜的是，道家的后来者在“一生二”上就止步了，由此衍生出的阴阳学说大盛其势，阴阳学说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巨著，但它也派生出限制人们思维的二极思维观念。
对于二极思维观念来说，什么事非对即错。这也与孔子所言‘二必其一’有很大关系。在他们眼中，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其中不存在第三状态。但事实上，第三状态反而是大多数人的状态，大多数老百姓不是恶人，当然也成不了圣人。
我要让他们知道，在对错之间还存在一种状态，那就是平常态。那就是即不危害社会，也不损害公众的平常状态。公众，有权以这种平常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二极思维观念形成的二元论显然也是抵制忏悔意识的，因为圣人认为自己绝对的善而自认为他不需要忏悔，即使“闯了祸”，也是“好心办坏事”。
同时，它完全否定“恶人”得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对“恶人”只能“专政”。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在捍卫信念、坚持原则。但是，对于这些原则，别人可能完全不以为意。结果，思想上的争斗上升为残酷的屠杀，为了捍卫自认为正确的思想举起了刀。
我想，我们的道德规范应该是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行为，什么是坏的行为。让人们在具体行动中趋善避恶，但不应该依此作为约束个人的最终标准。
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必须遵守的是法律。只要遵纪守法，就是好的德性，此人也就是平常人一个。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和道德大家。要容许别人只为自己活着——这不是道德犯罪，而是每个人生存的基本要求，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状态生存”。
我认为，只要百姓不触犯法律，对社会、对个人就是一种合法合理的状态。
剩下的时间里，我一言不发，看着他们争论不休，看着夕阳西下、日落西山。我趁机开口说：“幼安，天色已晚，我们先告辞吧。沮公田公已收拾行李准备上路，日后若再有机会，我们再叙，如何？”
闻听此言，管宁猛然抬头，看到日色已暮，慌忙施礼：“打搅打搅，耽误沮公田公上路，不胜惶恐，告辞。”
我们一行随即告辞，回客栈的路上，管宁沉吟不语，好一会儿，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会来的，但会不会走，难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但我只能默默无语。
我们走后，天色已晚，沮授田丰无法上路，只好先安歇下来，等待天亮。等田丰在沮授家中安歇后，沮授在院落中徘徊沉吟，久久不能决断。
看到沮授很晚还没有歇息，沮夫人也来到院落中，询问道：“夫君可是为白日玄德公之事，辗转不安？”
沮授点头不语。沮夫人问：“韩冀州（馥)之才可比得上玄德公？”
沮授答：“韩冀州之才远远不如玄德公。”
沮夫人再问：“夫君的才能可比得上管幼安？”
沮授答：“不如也”。
沮夫人问：“夫君的学识可比得上管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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