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俄共代表团从外蒙南下的时候,发现中国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一条从库伦连接中国南方的铁路,一些路段甚至已经暂时通车。与大多数铁路试运行时一样,先跑的是“压路”的货车,车上装了不少东西。从南向北的车辆上自然是铁路建筑材料。从北向南的则是大量矿石以及羊毛等货物。
如果中俄开战,这条铁路将是中国的运输大动脉。俄国在远东与西伯利亚没有多少人口,这样的一条铁路将让中国大量军队以及物资运抵战争前线。一场在冰原上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灾难。
双方会面的地点不是武汉,而是张家口。人民党宣传部长章瑜已经在张家口等着托洛茨基同志。
这次的会谈中,托洛茨基首先声明,俄共愿意与中国实施睦邻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个人并不支持改变边界线的行动,“和平绝非是某一方单方面强加给另外一方的,如果想维持真正的和平,我认为基于当下的现状进行互相承认,并且约定未来的友好是最重要的。”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想与俄共签署的条约与《不列斯特合约》不同,”章瑜根本不在乎刺激托洛茨基的心情,他开门见山的说道,“所谓不能强加的,那是因为你们俄共试图继承的是俄国强加给我们的条约,这种事情当然是很容易就有一种自信心的。但是我们所主张的,则是我们要拿回我们曾经被强行剥夺的东西。这种心情比您所拥有的那种正义的心情更加急迫,更加激烈。”
托洛茨基知道人民党的主张,但是他没想到章瑜竟然强硬到了这个程度。
然而章瑜这仅仅是开始,他交给了托洛茨基一份厚厚的资料。“托洛茨基同志,我们想我们的军队宣传的时候,所依据的仅仅是事实,这些事实将多大程度的激发我们部队的战斗意志,我希望您能够看看这些之后再说。”
托洛茨基打开了这些资料,有些是汉语的,有些则是俄文的。这里面最上面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海兰泡惨案的记载。
1900年7月16日至21日沙皇俄国对居住于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进行屠杀的事件,该事件共造成5000多名中国人死亡。海兰泡惨案与1900年7月17日发生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并称为“庚子俄难”。
“黑龙江事件”发生后,海兰泡城内外笼罩着恐怖气氛,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中国居民代表向格里布斯基请示城里的中国人是否需要撤离,他欺骗代表说,中国人“可以不用担忧地留居原地”。随后他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扣留了全部渡船,并派骑兵冲散了准备渡江的人群。
1900年7月16日,格里布斯基命令一个不留地逮捕所有的中
国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全副武装的沙俄士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1500多中国人逃到城外躲藏,也被俄兵搜出,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活着的人“象关进兽栏子一样被赶进警察局”。这一天共搜捕了近3500人,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的一个锯木场里。
1900年7月17日,海兰泡市警察局把所有关押起来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谎称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可是岸边连一条船也没有。到了江边,俄兵便挥动战刀,把所有的中国人“一直赶进水里”。“当妇女们把他们的孩子抛往岸上,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俄兵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刺刀上,并将婴儿割成碎片”。一个母亲“把孩子留在岸上,而她自己走进河里”,但走了几步以后,又回来抱住孩子走进水中,最后又不得不上岸“放下她宝贵的孩子”,惨无人道的俄兵便挥刀刺杀了孩子和他的母亲。
一位参与屠杀的俄兵记述了整个大屠杀的过程:
“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开始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人群发狂一样喊叫,声震蓝天,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述:“二十一日(公历七月十七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章瑜看着脸色可怕的托洛茨基,冷冷的说道:“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的宣传材料。而且这只是距离现在12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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