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一走,陈克立刻召开了新一届的党校会议。江西是军管,所以部队的军校学习替代了党校学习。正式的纯党校模式在江西并不合适。
陈克在党校上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志们,为什么我们人民党的党章里头把我们定义为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先锋队?”
何足道的政治教育看来很到位,部队的党员们回答的极为正确。“因为我们人民党就是广大劳动群众中的一员!我们自己就是劳动者。”
有了这个共识,党校教育就好办的多。在湖北党校教育中,这个问题被反复讨论,才树立起人民党本身就是劳动者的概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如果人民党把自己独立于广大劳动群众之外,那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何足道把党的理论宣传的相当自洽,部队里头的干部对土改认识颇为深刻。土改不是平均田地的所有权,而是对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合理利用。土地国有化所指的也不是指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土地的使用权的重新分配。在保证了愿意种地的百姓们的土地使用权之后,其他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且拥有开发使用的权力。
在土地的规划使用方面,何足道领导的政工系统实在是让陈克感觉很神奇。同志们对于“为什么不把土地开发使用权由民众主导”这个关键问题,大家都认识到,这做法“不科学,不公平,靠不住”。
军队党员干部对土地的认识比相当一部分民政干部都高明,实在是让陈克感到欣慰。刚解放的时候,由于土地政策不够明晰,直接把新中国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小资国”。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以当年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村里面直接拥有着极大的权力。地方基层一出问题,直接就引发了很多问题。陈克推行的土改,则是把地方基层拥有的自主权削弱到极限。除了农民分到的土地之外,其他都由各种国营企业承担。这其实颇像后来各地的进城务工政策。只是现在农民不用千里迢迢的跑去其他地方,直接在家乡旁边务工就可以了。
陈克从不是个革命理想主义,他更现实。组建大型国有农场或者企业,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得税收和物资。挨家挨户收税,群众从来意见很大。也增加了地方上的冲突,而直接从大农场收取粮食,那就容易的多。而且大农场也能作为良种基地,以及普及农业科技的带头人。农民们哪怕是为了自己,也会尝试着学习更加先进的技术。而且大农场也是个很好的示范单位。
党校里头有人提出这些问题,陈克也就毫不隐瞒的把政策告知同志们。“与其花费千辛万苦去改造每一个群众,不如实实在在的让群众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与好处。这是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看着很美,但是这种社会模式注定会被更加复杂,看着矛盾更多的工业社会所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这绝对不是偶然。”
陈克在上面讲,同志们刷刷点点的记录着。而且不断有人提出问题。“那么我们要向群众解释道什么程度呢?如果直接说要彻底推翻小农经济,群众未必能接受啊。”
“我们不要用批评的态度去和群众讲政策,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给群众讲政策。”陈克答道,“湖北土改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我们的土改是一种传统的善政。经过讨论,大家明白了这是种误解。在生产力保持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所谓的善政,只是政府少拿点。人民稍微多拿点。但是人民多拿的那点东西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面对的问题。而且政府少拿点,对政府的必要支出影响很大。而且同志们,我现在提出的还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模型,这个模型不包括中间的盘剥。是政府直接对人民收税。如果把中间盘剥给算上,那就面临更加可笑的结果。政府自以为实施了善政,其实中间阶层向群众收取的一分钱都不少。而且还会更多。”
何足道曾经组织过相当有效的政治培训,税收问题是重中之重。对于税收中的猫腻,何足道弄了不少事例与被俘的税吏,组织大家学习研究。
任何政府都要给各个部门提供开支,且不说内部的消耗问题,善政意味着要砍掉很政府多支出,从政府部门来说,特别是中低级人员来说,这可是要命的事情。砍去某种税负,意味着巨大的收入调整和人员调整。不出大乱子反倒是稀奇的。
陈克看同志们已经理解这个问题,他继续说道:“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什么善政,而是要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水平提高一倍,意味着人民收入与税收的同步增长。人民有了财力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政府也有了财力去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打倒剥削制度的原因。因为剥削制度并没有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效率。例如丝绸业,现在丝绸市场需求量很大,上不了规模,也就无法有最大的效益。旧式的剥削体制下,根本不可能上规模。地主们要干多少缺德事才能集中起来足够规模化的土地?而即便是地主们有了这个规模,官府们又看上了这么一大块肥肉。最后官府们把弄到的钱都给挥霍了。无数血泪悲剧的结果就这么诞生了。流血流泪的永远都是人民。只要剥削制度存在,人民永远翻不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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