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民党的部队开始种植冬小麦的时候,围子里头的百姓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百姓都是要吃饭的,人民党接管了围子里头的粮仓,固然令这些百姓们感到不满。但是这些百姓毕竟也不是粮仓的主人,粮仓都是刘八爷这些地主和宗族们掌管。倒是人民党以公田的名义种下的冬小麦才是关键。既然是“公田”,就意味着粮食是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的。灾年并不是仅仅影响一年的收成,大灾之后一两年内的日子都会很惨。能够这么快恢复了基本的田地种植,意味着只要不继续闹天灾,第二年的收成还是有基本保障的。
人民党召开的地方大会上定下了一个章程,种下的冬小麦收获之后的三成归人民党政府。剩下的收成按人头分,每个人一天一斤口粮分发一年的粮食。如果还有剩余的话,这部分粮食就作为储备粮放到县里头统一调配。刘家铺的百姓们要做的是提供劳动力来照顾庄稼。
这年头雇用壮劳力的费用很不低,部队上千的精装劳动力在这次种植当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加上种子也是人民党提供的,百姓们其实占了不小的便宜。于是这个章程得到了通过。连带着,群众们对人民党的抵触情绪也低了不少。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党开始组建地方农会,免费提供新式铁农具给百姓。
这些工作都是为夏收之后大规模实施全面土改做准备的,吴辽对这项工作非常着急。如果不能借天灾的时机完成土改,建立起新制度的基础,以后的工作就极为困难了。所以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同志们虽然给他带来了相当的不快,不过比较起眼前的工作来,这点子不快根本不算什么。
吴辽开始讨论属于自己的工作,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同志们同样在讨论工作。这次带队的是齐会深,虽然在谈话的时候他看着平静,当只剩下委员会自己的同志,大家也都露出了疲惫的神色。被询问的同志还有其他工作可做,齐会深他们却只能不断的发问,不断的问询。这对他们的精神和体力同样是一种很严峻的考验。
“齐书记,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对同志们有点过于苛责了。”问话的人是毕庆山。他是齐会深从上海带来的新同志。毕庆山是山西太原人,庚子事变的时候山西破坏教堂很是厉害,结果外国人要求山西不仅要恢复教堂,还要大建教会学校。结果毕庆山就是读的教会学堂,接受了新思想,能山西口音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高中毕业后毕庆山上了山西大学堂。在学堂里头读了陈克的著作《唯物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文化传承》,他和几个同学觉得找到了心目中的引领者。他们干脆就一起跑去上海拜访陈克。但是陈克那时候已经到了安徽,这几个青年只见到了齐会深。和齐会深畅谈之后,这几个人干脆就选择进入上海仁心医学院就读医学专业。齐会深到根据地的时候,毕庆山坚决要求跟着同来。在党校接受了培训之后,毕庆山成了新组建的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听了毕庆山的问题,其他同志也有些相同的想法。大家都看着齐会深,想听听这位开始逐渐承担起人民党党政工作的书记怎么回答。
“庆山,如果没有咱们的调查,过一段时间突然有人说这位周义英同志和刘勇毅这些土匪有瓜葛。她之所以举报这些土匪,只是因为她想自保,不得不出卖同伙。你说那时候咱们该怎么办?”
“那时候再调查也来得及吧?”毕庆山答道。
“那时候再调查?你看看这位周义英同志的回答。”齐会深指着问询记录,“这几处明显就自相矛盾了么。”
几位年轻同志围过来一看,果然,周义英前面说是自己只是听到了关于刘勇毅的问题,后面则说是自己专门询问了刘勇毅的事情。而且关于时间上的问题,前后也有出入。有提到上午的,有提到下午的。看完了这些,年轻同志们都皱起了眉头。
齐会深看着同志们的警惕神色,忍不住笑道:“我不是说这位周义英同志有什么问题。周义英同志没有问题,她是有着足够的警惕性的。但是,从这些对答里头就能看出周义英同志情绪上的变化。如果她仅仅是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那就只会有时间上的错误记忆,而不会有主动询问和被动询问的不同。时间上的错误记忆,是因为大家忙,没记清。这种纰漏很正常的。但是主动询问和被动听说的这种矛盾,则是心态上的问题了。”
听了齐会深的话,毕庆山想了一阵才问道:“齐书记的意思是,主动询问显得很有功劳,而被动的听说,就只是本职的工作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齐会深对毕庆山的分析表示了赞同。
毕庆山微微皱着眉头,“从咱们整体的问询情况来看,周义英同志只是被动的听说,她去群众家里头只是为了农会工作的事情。和刘勇毅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说瞎话么?”
“庆山,你也不用如此的上纲上线。对于周义英同志来说,这可不是说瞎话,而是心态上的问题。按照陈主席给咱们培训时候的说法,这也是人之常情。”齐会深笑道,笑完了之后他的神色又严肃下来,“但是,如果这件事还过去没几天,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有那么多想法,这心态里头邀功的情绪就让陈述内容有些变化了。没有咱们现在的调查,以后再调查,你们觉得那时候得到的情报里头这种个人情绪化的东西又会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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