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
庾信将手中的书砸了。
他看到了什么？
目无君父！
写此书的人，比写大同书的应昭还可恶。
应昭好歹没有怎么涉及制度，只是对世家吹响冲锋号，在政体这一块浅尝辄止。
当然，这也是因为有元德先生在背后把关，这才免于应昭在制度上被攻讦。
但眼前这本书，介绍了一大篇西边一个叫做大秦的国家的制度，细细描述了不少经过脑补的政治体系。
最终形成了一套由贵族联合架空了皇帝的政体。
就算是萧道成，也不敢直接反对帝制。
毕竟帝制也是存在一定价值的。
因为一个国家，需要一个统合的象征，否则就会分裂。
而在古代的中国，帝制能加强和而不同的地方的统一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哦，我们还有一个老大带领我们做事，哪怕这个老大混蛋，但我们还有官能帮我们说话。
而且被董仲舒搞出来的谶纬之道，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价值的。
大家都相信天命这个概念，要是皇帝昏庸，天灾人祸，那就推翻换个皇帝上位。
而且世家大族会亲自下场维护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需要利用这个概念来替他们挡骂名，一旦出了问题，天命皇帝就是一个替死鬼。
说白了，帝制存在的好处有：减少权利更迭时候的内耗。
有了帝制，能将上一任统治者的权利移交给下一任统治者，而继任统治者的竞争对手，又大多是自己兄弟。
但，有宗法制作为补丁，能够压住其他身份地位和母族背景不足的皇子，对皇位进行夺取。
而继承者想要稳住帝位，就必须对支持他的世家妥协，进而减少地方的背叛可能。
世家也可以通过投资皇子，来获取登临三公，权倾朝野的门票。
像这种将内耗约束在上层的手段，是从上古一路走来，通过天灾人祸，征伐征战，最终在商末时代初步形成的继承方式。
因为这样最稳定，也最能让一个国家保持向上的动力。
就连儒生们自己鼓吹的宗周制度，实际上并未完全照搬宗周成法，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
百家思想融入儒家框架，大家开始用儒家框架去做文章的那一刻，这种最多就是引发一郡一地动乱的继承制度，是被广泛接受的。
谁也不想老是生活在战乱之中。
而《新版大同书》鼓吹的贵族共和制度，在庾信看来，本质上就是在祸乱整个国家。
“西边的大秦，一定内耗严重。对地方的控制，肯定是失控的！这种制度只能走法家的道路，而且只能治理小国，最多就是三十万人，毕竟成本太高了。再多了，如果不集权，那么地方也肯定是一座座独立的城市。表面尊奉国家，实际上国家收到的赋税不足地方城市总收入的一成。”
庾信自言自语的起身推开门窗，已经黄昏了。
集权有集权的好处。
帝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因为这是大禹治水开始就初见雏形的制度。
要想调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除了集权，你还有什么办法？
人都是自私的。
谁都想自己的生活资料占有更多。
于是帝辛死在了集权的路上，最后被一群不愿意被集权的部落主车翻。
而宗周出现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周朝没有商朝那种力量能镇得住地方，再加上姬发太早去世。
周武王走了，留下了一个年轻不能服众的儿子，以及一票战功赫赫的姬姓兄弟。
于是，又到了最讨喜的天降猛男剧情。
周公旦很清楚，现在不是集权的时候，毕竟他们一起干翻帝辛就是因为帝辛要集权。
但现在帝辛没了，周武王也是一个想要集权的人，毕竟他的威望是有的。
而周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相当严峻，武王以“小邦”之君统治如此大的区域，担心诸侯叛乱。
要知道帝辛之所以被车翻，就是他动了地方方国的蛋糕，这才被拥有商帝国三分之二力量的诸侯联盟，一起干翻的。
饶是这样，帝辛最后还能凑出数万奴隶与之对抗。
哪怕是帝辛末期，商国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
而周国毕竟是西岐小氏国，想要全面接盘商帝国的地盘，基本上很难。
于是，武王时期，他大肆分封诸侯，就连帝辛的儿子武庚都没有斩杀，而是留着册封了，希望安抚商人的力量，防止其他部落突然又打着恢复商国的旗号干翻他。
由此可见，周武王想要集权却求而不得的无奈。
之后他开始册封自家的子弟在中原要地，看似监督商人，但实际上是在排挤周遭的方国部落。
中原可是好地方，就这么给自家占了？
地方诸侯肯定不爽，但武王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是小邦临大国。
但为了避免重蹈商国的覆辙，被人看出他是在集权，于是他还是用分封的手段，将亲戚分封出去，来加大周人的实际控制区。
之后他将一些可能反对，或者不服他的诸侯往边区安放，再把商人的人口丢给他们充作补偿。
这是变相的削弱商人残余势力和安抚诸侯，也排除了不安稳的因素，更是给自家的族人腾空间。
但这个时候商人的力量依旧强大。
武王死后，周公旦辅政，被分配去监督武庚的管叔、霍叔、蔡叔被武庚拱火造反。
史称三监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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