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远一点的相比，唐朝，唐朝税务主要来源于两税，均摊大约两千万，不过能征收的耕地面积不足十分之一，大多数是权贵免役耕地。百姓负担未必有宋朝百姓之轻。
不过这个两税“含金量”略重，两广因为太远，不可能征粮或者草，多征布绢或者其他特产，虽南方绢质差，价低，但远比粮或者草值钱。然而不管怎么计算，肯定与重税二字挂不上钩的。
听到这里，赵顼有些自得。
经济这么困难的，国家没有苛民敛财，也能算是善政。
再者就是商税，郑朗说持平，实际不是，增加了二十余万缗钱，不过相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总量，再有商业的越加繁荣，坊场坑矿带来的商税增加，等于商税在无形中略有下降，同样不能说是敛民。
然后就是银行监，去年一年分红几乎达到两千五百多万缗钱。
也不是说是全部增收，其中包括一些平安监金属制钱所带来的损失，原来宋朝也有一些汇票的收入，部分官吏驻扎的人力成本，若经营得当，最少也有一千多万缗钱的收入。不过完全交给国家，就不会有得当二字可言。就象史上清朝时，晋商经营票号，收入颇丰，但若是交给清政府经营，有可能收入不会达到其十分之一。或如宋朝的几大专营，得经营得当，每年最少获利八九千万缗，但是不可能达到的。银行也有浪费呆账贪污，不过诸豪强盯得紧，每年都派账房查上好几次账目，有，不会很严重。所以银行监这两千五百多万缗钱，最少朝廷纯利润会达到一千八九百万缗。
大家一起抚着胸口。
不用说，去年收入会十分可观了。
最后吴充报出一个数字，去年一年总收入一亿八千四百六十几万。
虽早有准备，几乎所有人一起咽起口水，惊疑地看着郑朗。虽然三次改革，许多政策让他们有些不满，但不得不承认郑朗理财几乎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这个收入，可能会是唐朝的八九倍之巨！
吴充又汇报支出。
比前年节约很多了，第一个节约乃是裁去二十几万兵士所带来的节约，第二个节约乃是政令畅通所带来的节约，包括军用、民用与吏治上的浪费减少，但这一条比较节约比较隐秘，第三个节约乃是坊场坑矿河渡拍卖后所带来的人力或者杂费浪费，第四条就是赵顼下诏减少官员的赏赐，这一条数量也不少，几乎能节约三百万缗钱。
因此去年开支大幅度的削减，只有一亿两千三百余万，其实压缩到这地步，再挤也挤不出多少了，就算今年进一步的瘦身，再精打细算，也压不出六七百万。支出挤到这地步，只要西夏一天不灭，已不可能再次大幅度削减。或者将这些政策放在皇祐之时执行，有可能使国家一年开支不会超过九千五百万。
这是正常的开支。
后面还有，去年春天还有许多兵士未及时裁出，又用掉了九百多万缗钱。这次增兵乃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导致以后很多，几乎没有任何士大夫再提增兵二字。
第二个就是陕西开发的费用，五百万缗钱。
第三就是战争费用，包括绥州保卫战，刘沟堡将士家属的抚恤，袭击天都山之战的费用，葫芦川战役的前期筹备费用，还不包括今年怀德军战后的建设与军民赏赐抚恤费用，兵费达到一千四百余万。
三项支出，使去年开支增加到一亿五千两百余万。
司马光叹了一口气说道：“若没有这近三千万的兵费与水利开发费用，今年会出现多大的盈余？”
盈余将会达到六千一百万！
这将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巨大数字。
王安石道：“君实，郑公说人要知足，知足吧，若是换作任何的往年，国家支出达到一亿五千多万后，还想有盈余？”
这一句又让大家乐了起来。
苦逼了五六年之久，今年财政终于让大家释怀。
赵顼道：“河东欠负没有这么多吧？”
国家欠负还是在东南六路两京，夔峡四路除成都府路其他三路最少，两广始安不久，欠负也不多，其次就是河东，再其次就是陕西与河北。陕西是兵役害苦了，河东一有兵役，二地势太贫瘠，因此欠负反在陕西之下。
吴充认真地回答道：“河东欠负，若计算利息，共计一千五百余万，国家偿还之后，应当还有一千五百多万盈余。”
还有这一千多万怎么用，吴充只将账目报出来，与他无关了。
郑朗说道：“余下的用来偿还陕西路欠负吧，这些年，陕西路百姓太苦。”
“吴卿，陕西路欠负有多少？”
“陕西路欠负若计利息共计一千七百万。”
“这样，将今年夏税透支一些，顺手将两路欠负偿还，朕也不想承担这个利息啊。”
“喏。”
“唉，若西北不用兵，不用几年，欠负就偿还了，”赵顼叹了一口气。一年能盈余六千多万，五年时间就足以将欠负偿还，到时候宋朝就能轻装上阵。一年就盈余了六千多万，两年就是一亿多，能办多少大事？想赏赐就赏赐，想减税就减税，想赈济就赈济，那么一个远比皇祐之治更繁荣昌盛的大宋必将到来。但他知道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陛下，不用担心，臣还有一些策略，虽不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增收，但还能增加一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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