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半坛醋，以礼是一种说教与烦琐的仪式，若如此，孔夫子如此地重视这个礼，脑袋岂不是秀逗了。凭说教与烦琐的仪式，就能使春秋战乱平息，王室重尊？
再深一点则会认为礼乃三纲五常，但这仅是礼的一部分。
若再一点，就会说出张载的话，三礼虽没有用巨篇详细地单独诠注礼，但写的就是一种防范末然，感化百姓，言行，各种礼仪与秩序的规范。
张载不是挑剔郑朗，这是在讨论，连张载都无法说服，况且世人？不提孟子与荀子，那是夫子后代的大儒，而且两人说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不能出现这么大误差，那证明两人说法肯定有错误了。因此从礼记乐经里择取一段话，这个乐经是最有可能出自夫子之手的文章。
郑朗继续沉思，其实很多想法他基本成熟，不过这一回修儒，是公开发表于报纸之上，给天下人看的，因此很是慎重。道：“夫子一生还有许多文章未来得及修著，便去世了。使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完善，因此十分零乱，也有少许自相矛盾的地方，故孟荀二人进一步对夫子经义进行诠注。《仪礼》暂不去谈，我只说夫子撰写的礼记，许多地方是写了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还有一些篇章写了家庭成员相处之道，可是王制与礼运写了什么？这两章多写了儒家对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构想，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一个良好的制度不仅是要针对国家，也要针对每一个小家，小家好了，才能更好的回报国家。因此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
这一句话将会为慈善会所用，小程喃喃道：“难道它真是制度？”
若是这样讲礼记，就讲通了，这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一个制度不仅有君臣关系与国家关系，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家的道德与行为准则构成。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安定，这才构成了真正的大同。也更符合郑朗所说的世界复杂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是夫子乃是指路人，从无到有开创了儒家，何其之难，不亚于盘古开天辟地，但盘古是没有能力创造出万物。太难了。夫子也是，因此一生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却来不及完善它。其实不用多，只要再给夫子二十年时间，有可能这些经义将会一一完善。礼说得算是很详细了，只是没有连贯起来阐述。仁义说得多，可远不及礼，因此让董仲舒产生误解，以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正在爱我不在爱人。”
几人皆是微微一笑。郑朗新仁义里讲了很多，也就是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也能勉强地说是一种仁与义，可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仁与义。不但郑朗质疑，五人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董仲舒的那种仁义。
仁就是利他，义就是自我？
扯了不成。
郑朗又说道：“另外又有人认为仁是义的根本，义是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阐述。不过礼则简单了，因为夫子礼记洋洋几十万言，足以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空间。”
“那么礼是否是一种中庸？”大程问道。
“为何要这样说？”邵雍。
“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大程刚说完，五人全部在沉思，似乎很不妙，种种迹象来看，不去考虑他人，包括孟子与荀子，至少夫子这个礼已经很接近郑朗所说的制度了。但若礼就是制度，岂不将自己心中所想的礼全部推翻？
“这个治中是对中庸的治理，也就是中庸的参考与法理，但不能代表着礼的全部。礼是礼，中庸是中庸，两者有相连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处。此乃儒家大道，无论是礼，或者仁义或是中庸，都会有相连之处。想要大同，必须持之以礼，用中庸来调和。例如穷富之间，想要均贫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贫穷卑屈，则富者越骄贵傲慢，富者骄贵傲慢，则穷人越卑屈。两者分化会越来越大，最后便成张角黄巢之事。因此要中之，贫穷不约，富贵不骄就是一种治中。同样也是礼。夫子说君臣父子夫妻，但又说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以便各伺其职，这也是治中。”
“礼为仁义与整个社会治中，自己也必须要中的，不能走向极端，这叫礼之中流。也能说它是中庸，但礼是制度，偏于一种结果，中庸是一种方式，偏于一种态度，还是有所不同。”
“郑公是说礼与中庸相对相生？”小程问。
“也不能算是，阴阳黑白肯定是相对相生的，但这个世界不仅是黑白二色，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若再细分，仅是颜色就能分出几千几万之数，能绝对地说红与绿就是相对相生？实际许多物事都有相对相生的一面。中庸偏于态度，一切的标准，它有清晰的一面，也有浑沌的一面。很难说它与谁相对相生。若说礼与什么相对相生，非是中庸，更非是乐，而是仪！”郑朗道。后来许多人编写儒家经义时常将礼乐拿出来放在一起。这肯定不能更好的论正儒家那种科学的辨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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