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未至，欧阳修再次进言，自从做了言臣后，他很忙，比谁都忙……
臣以为是和是战，众口纷纷，一是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减少困难。一说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辱，全无减患之实。
前一种说法是主流，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认为必须战下去。宋朝困难，西夏人更困难。国家困难，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以后继续作战，将西夏活活耗死。
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而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本来说得好好的，又开始狂热，持这种说法的人有，郑朗、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为什么因循废弛，看到没有，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
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是赵祯，换作别的皇帝，就是李世民在位，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贬到岭南闭门思过。
正是赵祯，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换成宋英宗，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更精彩。
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则有邀求，朝廷不答应，又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
还别说，本来朝廷对契丹不重视，俺们花了钱，就是买安的，但经欧阳修再三鼓吹，后来发生一系列误会，虽无伤大雅，但至少浪费了一些钱，仅是调动无数宋军于莲花堡，就浪费至少一百万缗钱。
还有，他越鼓吹契丹入侵，宋朝君臣越想与元昊苟和，于是迅速答应元昊种种过份的要求。但显然不是欧阳修所想的，他的想法是这一句，见国有大事，旁采众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敢自专。事实主战派很少很少，倒是主和遍地皆是。大抵是假的，他的想法是真的。
总之，他这篇带着浓厚主观想法的进谏，结果却更远离他想要得到的。
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急啊，几个宰相在秘密商议，但没人对他说，能不急吗。（我大笑，将他一篇篇美妙的诗文丢在一边，认真分析他的种种行为，是让人感到很搞笑）
朝廷这样做不对的，汉唐故事，大事必须集议，示广大，不能自狭，谋臣思公共，不能自专。但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不想人知道，可处置乖违，又怎能掩瞒？臣以为莫若采大众之议，收众善之谋，元昊请和一事，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议，必有长策。
赵祯看后摸了大半天脑门子，你直接说是战是和，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何必要绕来绕去，带着一些刺儿？
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余靖接着上书配合，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皆不能知，及处置既了，就是不便，也无从论列。这样不对的，罗列一大堆理由，要求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家安危，侍从谏诤等言官，必须要知道。
似乎有理。
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各有使差，各伺其职，不在其职，不谋其政。无论国事或者外交，管言臣屁事！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但无弹劾之权，言臣有弹劾之权，但无处理大政权利，包括外交。
是监督官，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或者政事做得好坏，做完了，有了好坏，这才轮到言臣发话。这才是各伺其职。
这就是争啊，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
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范仲淹没有作声，他与韩琦在着手另一件事，营田。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第二批仍在军中。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因此请罢营田，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若是贫瘠的耕地，无人耕种，宁肯任其荒废，也不能继续营田，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以免苛剥于民。若原来确实是租田，与营田无关，令依旧额出课税，如原来是远年贫瘠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
确实，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也产生了少量纷争。赵祯听从，罢废。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交替行边，主持西方事务。赵祯嘉之，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先移文两路，但将二人留于京师，没有放行。
使者渐至，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
元昊来人将要来阙，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甚广，说俗一点，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方许通和，若是如此，必须先挫之，方能抑其骄慢，才能商议。礼数过厚，则认为我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服？若果能得其心，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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