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伽心中有所疑惑，最终还是忍不住在进入两仪殿之前问道：“杜执礼与长孙顺德结党营私，德行卑污，只此一条，便可定罪论斩。
陛下为何还要严审于他？”
李破知道，这厮显然是想到了高慎，如果他真有此意，估计孙大夫就要进谏一番了。
只是今天的局面和五六年前不一样，哪里还需要那样的手段来杀鸡儆猴？做的太过，反而容易引起朝堂震荡。
自古以来都有刑不上大夫之说，不管文人们怎么从字面上解析乔饰，本质上这都是统治阶层维护自己利益的说法。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杜执礼都属于士大夫阶层，所以你要处置于他，就要照顾到这个阶层的体面，尤其是在政局稳定的时期，这一点便会显得尤为重要。
换句话说，皇帝想要杀人，也要讲究个方式方法。
尤其不能表现出杀人如杀鸡的态度来，那会让臣下们觉得不安全，臣下们喜欢“讲道理”的君王。
现在看的是李破怎么把道理讲的更明白些，不然就要按照“规则”来办事。
…………
对于这种规则，李破还是基本认同的，平稳的政局，稳固的皇权，其实都是妥协的产物，过于激烈的政治手段实际上在此时此刻并不可取，成熟的执政者，在打压异己，进行改革，或是力求发展的时候，都会保持足够的耐心。
那种大开大合，总想要推翻现行的一切，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只会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一切尘埃落定，他们大多又会摇身一变，成为现有规则的维护者。
这很好理解，因为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立场自然而然便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就比如他李破，当年无疑是隋末反臣之一，对当时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利益集团充满了反感。
可现在他当了皇帝，他却必须依靠贵族集团来进行有效的统治，那就要沿袭历代王朝的规则。
李破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认知，所以他的皇位才会越来越稳当，因为他是在按照已有的，能够取得大多数人认同的方式来统治一个帝国。
他从来不做太过出格的事情，正在逐步改变了自晋末以来，君王昏庸暴虐的形象，这无疑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欢迎和支持。
权力从来不是来源于权力本身，它的根源在于产生它的土壤，大部分拥有权力的人都不很明白这一点，于是权力在他们手中就会变得脆弱而且容易动摇。
…………
李破负手立在两仪殿的门前，抽了抽鼻子，外面的温度比宫殿之内要高一些，让他颇感舒适。
在这里他幽幽的回了孙伏伽一句，“杜执礼若只贪些财货，朕为何要杀他？朕如果只想杀他，还要什么罪证？”
这话听着有些别扭，可孙伏伽一下就听懂了，杀杜执礼，只为国事，与其他无涉。
孙伏伽再无话说，向君王提出有益的劝谏是他的职责，在左谏议大夫的位置上，最忌讳的其实就是认死理。
对礼法的坚持，不能延伸为执拗……孙伏伽之所以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两年，并深得皇帝信任，就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
…………
元贞八年三月间，前长安书院祭酒盖文达，江陵书院祭酒崔玉被处斩，没有等到年末勾决，朝廷允许他们的家人收敛尸体葬入祖坟，而且并未祸及他们的妻儿家族，显然是给文人们留了余地。
不过朝廷组织了还留在长安的各地书院祭酒们观刑，对他们做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随后各地祭酒们带着几许惶恐，以及在京师的所见所闻纷纷离京。
三月末的大朝会上，赐长安海事学院祭酒马周为观文殿大学士，晋秘书少监，主理文院事。
他这个秘书少监有点特殊，不在秘书省办公，而是去了中书省，将会同中书省的官员对文院诸事做出改革，首先就是废除国子监……
发生在元贞七年年末的长安书院一案，让文院之事越发瞩目，这场波及甚广的大案要案，并没有压低文院的地位，反而提高了各处文院的知名度。
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朝廷对文院的重视，而元贞八年开始，大唐朝廷又在沿海以及两淮各地陆续设下海事学院，让文院的牌匾更增光彩。
此时朝中已经有人接到地方上的消息，一些人觉得朝廷应该适可而止，若闹的文院满天下，岂不……乱了规矩？
大致意思就是这个，话当然不会说的这么直白，大多数人的说法都是文院建的太多，有伤大唐国力，或是泥沙俱下，将来伤了文院的名声云云。
可以看的出来，这个时候有的人已经能够预见将来顶着一个文院的名头的好处了，由此必然也会形成许多利益集团，那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而然便想要对此进行垄断。
这是贵族的日常操作，不值得奇怪。
朝中对此稍有议论，可建设更多的文院是和科举应试联系在一起的国朝大政，大方向上现在是无法改变的。
也许只有到了将来某一个时刻，文院足够多了，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了过剩的迹象，利益集团也变得足够强大，那个时候国策便会为之更改。
…………
到了元贞八年三月，随着盖文达，崔玉等人被处斩，长达半年的长安书院一案才算是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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