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期：面对匈奴，强势出击！
东汉时期，中原外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强弱各异的少数民族。其中与东汉政府发生往来的有:北方的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和朝鲜、夫余、高句丽等民族;西北方的氐、羌、乌孙及西域诸国;西南方的西南夷;东南方的百越诸族和蛮。其中南匈奴、西域诸国、乌桓与鲜卑曾先后向汉朝遣质。
汉之初，即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匈奴不断侵犯汉朝边塞，东汉政府利用长城与之对抗，在建武二十五年(公元18年)匈奴分南、北两部，东汉政府降服南匈奴，将之内迁，后又组织各种力量消灭了塞外的北匈奴势力。
南匈奴向汉称臣的时候曾向汉朝派遣“质子”，《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19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安车华盖，华藻驾驷和牛马等”，后来“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其中“辄使”表明南匈奴向汉朝称臣后不止一次向汉朝遣送质子。北匈奴势力被削弱后也曾多次提出和亲，遣送质子，但是东汉只是回赐了东西却没有接受北匈奴的质子。
光武帝刘秀之后，汉明帝到汉章帝时期，向汉朝派遣“质子”的还有:鄯善、于窴、乌孙等西域诸国。
东汉中期：汉章帝时期坠入深渊，汉和帝又重登云霄
汉章帝年间，北匈奴与东汉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加之羌族作乱，章帝不欲“疲惫中国以事四夷”（《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建初元年(公元68年)章帝放弃西域，但是班超迫于西域小国的请求仍留守西域。
此间向内地政权纳质的有:乌孙和车师前后国。如公元75年班超遣李邑护送乌孙“质子”前往京城。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惧，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
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任班超为都护。班超派兵斩杀焉耆王广等人后，还有这些功绩“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后汉书·班梁列传:卷四十七》），最后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这一时期是东汉在西域的势力范围达到顶峰。
汉和帝后，汉安帝时期，班超告老还乡，由任尚接任西域都护，他管理西域不善致使西域反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1年)下诏罢西域都护，东汉与西域的关系陷入再次断绝的状态。直到延光二年(公元120年)汉政府才再次经营西域，以班勇为西域长史，领兵五百屯柳中，对西域进行“羁縻”统治。至此一直到东汉末年，东汉与西域的关系都比较稳定。
“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
两汉的“纳质为臣”是弱势民族面对强势民族的侵犯时采取的一项缓解冲突的策略。虽然在两汉时期，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纳质”活动但不具有普遍性，它们主要是向匈奴遣质，这种活动随着汉朝在边疆实力增强和匈奴实力的衰落而逐渐减少。
汉朝将“纳质”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纳质”的诸国他们每一位新王即位后必须向汉朝朝贡，并派遣“质子”以获得汉王室的认可，否则汉朝会废除该王，重新扶立新王。
如楼兰归附汉朝后曾先后两次更立新王，第二次时汉朝派遣使者诏新王入朝，但楼兰王听其继母的话没有及时入朝也未遣质。后来楼兰王在匈奴的唆使下数次斩杀汉使。公元前82年大将军霍光派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楼兰新王，后告谕：“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
楼兰王被废和更换国名的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王朝对“纳质内属”的重视，不“纳质”即作为破坏原有宗属关系，脱离汉朝的管理。另外，已经向汉“纳质”的国家不能再向其他民族“纳质”，否则会受到惩处或责让。
公元前8年乌孙向匈奴派遣质子，汉朝责令匈奴归还，在汉王室眼中匈奴与乌孙同作为藩属，他们之间自然不能“纳质”。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质子现象消失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纳质”行为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
汉朝的朝贡制度，一方面承继了先秦时代的五服制，另一方面凭借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匈奴打交道的经验逐渐建立起来。
“纳质”本是先秦时代周边各民族之间，中原各诸侯国之间彼此交往时取信于对方的传统方法，但将之纳入朝贡制度，则是汉朝的发明，以此作为维系宗藩从属关系的保证。
“纳质”在朝贡走向制度化之初就已经纳入其中。朝贡向制度化发展在公元前一世纪前期，主要通过汉匈关系来体现，公元前63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诸单于相继分立，汉匈力量对比出现决定性转化。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慑于汉朝的强大攻势，决定归附汉朝，随后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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