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坚微微一笑，他知道赵祯肯定会这样回答，他说道：“那么汉高祖呢？”
赵祯想了半天说道：“也是一代名君。”
石坚说道：“圣上一定在想，与隋文帝相比，汉高祖一没有他出身高贵。当然出身市井也没有错，当今太祖也是出身于市井，还有范大人家中更是一贫如洗。可是当今太祖虽出身于市井，可是天生贵气，因此才得群臣欢呼拥立为帝。而汉太祖即使登基后，还是不改一身市井之气。”
这话说的也是正理，刘邦登基后好长时间，朝廷连个礼仪制度都没有，群臣上朝后，乱哄哄一团，乱得不好还要抄拳头打一场。整个大殿象一个菜市场。而且他作皇帝也缺少了威严。
石坚又问道：“可为什么汉有天下几百年，隋只有几十年？”
“那是隋炀帝胡作非为，”赵祯不假思索地答道。
“也是，但这只是一条原因。因为隋文帝虽然宏才大略，可是生性好疑，事必恭亲，因此大臣得不到煅练的机会，因此隋炀帝即位之后，没有名臣辅佐，最后让他在弯路上越走越远。再看汉高祖，看似疲懒，先是用萧何，后是用曹参，其后陈平等人。因此刘氏深入人心，即使经王莽之乱，还绵延近两百年。”
说到此处，石坚又想起前世历史中那个雍正，他可以说是历史最勤奋的皇帝。做大臣活活累死的有诸葛亮，做皇帝活活累死的也只有这个雍正，可是他的作为也比不上他那个雄才大略的父亲，连他儿子早期的乾隆也比不上。
石坚又说道：“我说过权利有多高，责任就有多大。作为一个良臣，权利越大反而越累。而用为一个皇帝，拥有天下最高的权利，他挑的担子也就更大。因此作良臣难，作明君更难。一个明君首先要勤奋，不勤奋容易让大权旁落事小，还能染上荒懒穷欲的不好习惯。第二要有大局观，这样才能使国家永远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第三要会变通，朝中有许多大儒动辄说祖宗的法制，可白天劳动，夜晚休息。夏天穿纱，冬天穿棉。但是身为皇帝要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暴食暴饮伤胃，暴穿暴脱伤身，还要把握住它的节奏。”
石坚说这话是因为历史他与范仲淹搞的那个庆历新政，就有些急燥，最后导致失败。当然他比他那个侄孙神宗还要好得多，神宗与王安石的变法几乎送掉了宋朝的河山。
“还有皇帝什么事要带头做一个表率，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皇帝怎样做，下边大臣就会怎样做，百姓就会怎样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皇帝要会用人。刘邦文不成武不就，可是他用了萧何掌管内政，用了张良划谋计策，用了韩信领军作战，最后击败霸王项羽，这才是他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赵祯不笨，他说道：“朕知道，你也曾向朕说过，忠臣有忠臣的用法，奸臣也有奸臣的用法。”
石坚再次露出笑容，他庆幸的是他居然穿越到这个时代，他遇到这个皇帝可以说是历史上肚量最大的皇帝。他说：“有时候奸臣用的好，也能为国家谋利，但身为皇帝的只要不断地管触提醒，以免他越走越远。忠臣有时候因为死板，反而用的不好，却成了坏事。比如范大人，气节最高，连我也是赞佩不已，可是他图谋太远，如果让他为相，就会操之过急。因此可重用，但也要节制，所谓暴雨泛滥成灾，春雨润物无声，一样的下雨，但下法不同，效果不同。而吕大人，气度沈严，倒是做宰相的好料子。”
他特地提起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现在三十来岁四十来岁，正是朝中的中流砥柱，几年后，假如历史不变化多少，就是他二人唱对台戏。但范仲淹所图太大，导致变法不成功，反而一生流离颠簸。可是赵祯听了却不是滋味，吕夷简屡屡和石坚作对，但石坚却说他可以做宰相，单凭这份气度，吕夷简就远远不及。
“但是吕大人气度狭小，行为保守。他为相可以使国家稳定，但不利于发展，而且容易排挤别人。因此同样也要节制。所以说做皇帝要会用人，用吕大人使朝中安宁，但不要让他把有才能的人排挤走，用范大人，可以使国家焕然一新，但不能让他变动太急。其实朝中只要用好这两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大致的变动。”
说到这里，他又想到后来还有富弼、包拯、韩琦、欧阳修甚至他的本家石介，名臣辈出。可是还是受制于西夏，导致宋朝一天天的衰落。
他将眼睛抬向西方，心里默念：元昊啊，元昊，只要我这次安然无事，将在三年内必诛于你！
然后他又说道：“实际就是皇帝不来，我也要到灵州去，哪里毕竟有十几万宋朝勇敢的将士，我不想让他们就此毙命。”
赵祯说道：“石大人，这一次也是母后让朕来的。母后还让朕带一句话给你，她说她对不起你，更对不起身亡的十几万将士。”
石坚摇摇头，心想一句对不起，值个屁钱。他说道：“你回去后带一句给太后，就说朝廷为了安定，制肘武人是对的，可领兵打仗时还是要用武将，否则文官有几个懂得军事的，象夏大人这样的文官又何其之多，甚至有许多人还不如他。最好的办法是武将统兵，用文官做监军节制，这样才能不使武将专有军权，文臣不至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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