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问拉德，成为一名好中锋的秘诀是什么？
回想起妈妈的忠告，拉德回答道：“一直向前！逮到球就往对方球门里射就对了！”
从18岁踢到36岁，18年的足球生涯让拉德的身体满是伤病与疲惫。
当他再也没办法直视那个黑白相间圆滚滚的东西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足球场。
怀揣着经济学证书，拉德来到了瑞士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
可当他真正的告别足球时，却发现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拉德越来越讨厌西装革履的束缚，越来越讨厌从办公桌到酒桌的单调乏味以及追逐利润的尔虞我诈。
经过数个夜晚的扪心自问，拉德最终决定去读足球教练专业。
一连在南斯拉夫及德国拿到了两个教练证书后，他又重返绿茵场，开始了人生第二次冲刺。
从一开始，拉德就显出与大多数足球教练的不同。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教练，和那些野蛮型教练不同！”他这样评价自己。
大多数足球教练都是站在中央指挥着球员，他们不是朝队员大声吼叫“快跑！”就是“干倒他们！“
而拉德在训练时，球场总是静悄悄的。
无论什么情况，他总是坚持与队员一同跑、跳。
拉德解释说：“我这样做，只是想和队员们同呼吸，一同流汗。”
“这样我就可以把握住他们的真正感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疲倦，什么时候会感到厌烦。“
“UBIBENE，IBIPATRIA（拉丁语：哪里好，哪里就是故乡）”是拉德的座右铭。
他要做最光荣、也最艰辛的国际教练。
到异乡与陌生人共事，要比在南斯拉夫困难一千倍、一万倍！
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敬业精神与对人谦恭有礼的君子风度，可以帮助他度过任何难关。
1980年，拉德来到喀麦隆担任国家队教练，一干就是六年。
文明世界的米拉大叔，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随后，成功接踵而来。
1982年，喀麦隆队首次进入奥运会；
1985年，喀麦隆首次夺得非洲杯冠军。
在短短的几年内，他把一支默默无闻的队伍训练成世界劲旅。
从此，他成为了一个传奇般的教练。
与此同时，命运让他和一个远东的大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2年，中国竹鞋向国际足联请求，派一位世界级教练任国家队主教练。
拉德因在非洲十多年的出色成绩及丰富的训练弱队转为强队的经验，国际足联选派了他。
后来因魔都大众提出愿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但必须得请德国教练。
于是，施拉普纳来了。
中国足球尽管水平低，却一直是中国体育的第一“热点“。
当年施大爷的到来，直接使“年年失望年年望“的亿万球迷热血沸腾。
借体委主任之手，球迷们把自己的梦想与渴望直接写到了施大爷的车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当年连施大爷的一根头发，都能卖出五万块钱的高价！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1993年，伊尔比德的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竟然输给不入流的也门队，痛失出线权。
消息传回，举国哗然！舆论界一同声讨施拉普纳。
直到这时，竹鞋只能再次把目光转向拉德。
同一年前施大爷来的时候相比，拉德得到的条件差多了：不能带国家队，只能带由18、19岁的年青球员组成的国奥队。
工资也只有施大爷的八分之一。
不仅如此，当时极度的失望使球迷还对洋帅产生了仇恨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你会来吗？
1993年8月26日，拉德还是应邀来到了中国。
这里的一切，令拉德欣喜。
或者说，他刚踏入这片土地时，就产生了一种亲切和熟悉感。
刚到不久后的一个夏夜，拉德指着满天的繁星深情地感叹道；“我最想了解这里的星星。”
“在来之前，我已走遍了一百多个国家。我以为这地球上没有我不了解的事物，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如果没来到这里，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永远是不全面的。“
从那之后，拉德逢人便说自己原是中国人。
他开始学习用筷子吃饭，夹花生米成了拉德最好的专项练习。
文化的碰撞、沟通、融合，让拉德为此着迷。
他努力学汉语口语，尽量让自己僵硬的舌头变软，甚至还要给自己加上儿化音。
1994年10月广岛亚运会之后，竹鞋决定让拉德改任技术顾问一职，戚误生接替为国奥主教练。
一夜之间，他俩的位置发生了互换。
“当时互换的原因好像是两点。”拉德伸出两根手指。
“当时国奥几场友谊赛表现不怎么好。”
“第二个则是有些人觉得我带队的训练量有些小。”
曾政点点头，直到现在，国内还有某些教练遵循高强度训练出精英的信条。
“那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受国际足联指派来到中国，目的是帮助竹鞋完成其所有工作，而不是为了荣誉和金钱。”
“在我的任期内，我会完成竹鞋各项指令的。”
曾政也叹了口气。
可能这也是现在竹鞋某些人喜欢用拉德的原因。
然而，真正适应这一转变却是艰难的。
以前无论在哪个队，拉德一直都是主教练，是自己思想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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