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九月,早上的时候空气已经非常凉爽清新了。穿着一件白衬衣、灰军kù,一大早就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石桌上赫然放着刘一民写的《站在正义一边》。
这段时间,虽然日军各部疯狂扫dàng,华北狼烟一片。但总的说,由于八路军各部实力比历史上强大的多的多,小鬼子的扫dàng也不可能占到太大的便宜。特别是我军拥有了巩固陕西根据地,人力物力比井冈山会师一来任何时期都要雄厚的多的多,随时可以支援山西前线,连阎锡山部支撑不住的时候,都能得到我军兵力增援和物力支援。因此,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刘一民的文章是以电报形式拍过来的,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用打字机把它打了出来,呈给审读。已经一连看了三遍了,现在还在看。
这篇文章确实写的好,对欧洲时局变化条分缕析,而且和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一脉相承,说明他对世界局势变化的分析是准确的。特别是他对苏联的分析,简直是鞭辟入里。
再次把目光投到了稿子上:“德国法西斯与苏维埃社会主义是天敌,苏德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仅仅是双方互相麻痹对方的一纸空文,斯大林要赢得扩军备战时间,希特勒也要赢得侵略扩张、壮大实力的时间。二者之间固有的矛盾不可调和。”
这话说的虽然平平实实,没有一点修饰词语,但的战略目光是何等犀利,他知道刘一民说的是大实话,是很多人都看不到、想不到或者说是不愿看、不愿想的大实话。
还有,“中苏关系将长久存在,不能以意识形态问题来取代国家关系问题。苏共是苏联的,**是中国的,两党之间的关系正确界定应该是团结互助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以苏共领导**或以**领导苏共都是不正确的。简言之,两党首先要维护的是本国和民众利益”。
这话早就听刘一民说过几次,记得刘一民当时的原话是中国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国的政党。
要是搁在刘一民生活的后世,象刘一民这样的话,那都是常识,不要说多高深的学问了,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搁在这个时代的中内,那都是振聋发聩的。
边看边思索,目光再次下移:“以发动卢沟桥事变、德国发动闪击bō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之间的战争、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战争、殖民侵略和追求和平进步之间的战争”。
这个观点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针锋相对,但是稍一思索就知道,刘一民的分析判断有理,就象刘一民举的例子一样,难道抗日战争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么?中国可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标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小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sīyù以强凌弱,欺负中国、侵略中国。
看一会儿,默想一会儿,喊叶子龙去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电和他的《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拿来,与刘一民的《站在正义一边》互相参阅着看,边看边用铅笔在文稿中勾画。
一直忙到中午,太阳晒得火辣辣的,才把目光从石桌上移开,抬起头,接过站在一边的叶子龙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接过蒲扇连煽几下,然后告诉叶子龙,把刘一民同志的《站在正义一边》多打印一些,派人送给闻天同志、陈云同志和在西安的政治局委员们看,用电报发给恩来同志、朱老总,征求他们的意见。通知在西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晚上开会讨论。
叶子龙刚去安排送稿子,和康生就一前一后的来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年轻漂亮,演技好,字也写的好,确实是比较挑梢的。
自从上次张闻天批评被大吵后,中央机关没人敢管的事情了,她来的更勤了。特别是这一段时间贺子珍带着孩子去苏联访问,更是一天一登门,又是请教,又是关心生活,可欢实了。
甜甜地问了主席好后,一扭身就进了的住处,开始帮助整理内务了。
康生是来汇报中央党校学习讨论的《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的情况的。
康生报告说,主席的《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发表后,中央党校组织教员、学员进行了认真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把欧战定义为帝国主义战争非常准确。此次欧战正如共产国际指示的那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目的就是掠夺人民。因此,学员们强烈要求中央发表声明,谴责德意日英法罔顾各国人民苦难,肆意发动帝国主义掠夺战争。
刚刚让叶子龙给在西安的政治局委员们送刘一民的《站在正义一边》,康生就来汇报学习《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的情况,脸上不自主地有了一丝薄怒。不过,他是领袖人物,xiōng怀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再说,康生也不是一无可取,此人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最难能可贵的是,康生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跌了一跤后,自觉地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单是这一点,就让欣喜不已。因为康生能这样做,说明他已经认识了王明的错误,对于统内思想有极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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