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观之死是一个不样之兆，预示着他的后继者难以善始善终。
机敏过人的周延儒遵旨复出时早已敏感到这一点，陷人进退维谷之中。
一方面君命难违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另一方面权力的诱惑难以抗拒，内阁首辅毕竟是他多年追求的目标，岂肯轻言放弃。
他是怀着侥幸贪婪的复杂心情去京师赴任的。
周延儒在宜兴家中接到皇帝召他出山的圣旨当晚，忽然梦到已死去十年的夫人吴氏，极力劝阻他出山，周延儒不明其意，吴氏说:“不信吾言，可同我暂至一处。”
周延儒随往，见一老僧，颈系一根绳索，悚然惊醒。
周延儒虽知前程不祥，仍踏上征途。
权力永远都会刺激着人去冒险行事。
这种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延儒赴任是有所畏惧的。
当行至山东境内，杨士聪以门生身份登舟拜谒时，周延儒意味深长地跟他说:
“自知再来必祸，而不敢不来!”
这只道出了他此时此际的一半想法：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内阁首辅具有极大的风险。
他的另一半想法没有向门生流露：内阁首辅对于他有极大的诱惑力，他被温体仁排挤下野一直耿耿于怀，颇想反其道而行之，再显一番身手。
在这个关键时刻，复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的门生复社领袖人物张溥(周延儒主持会试，是张溥的座主)。
早就对盗窃国柄的温体仁与其党羽蔡弈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
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
虞山(钱谦益)毁不用，湛持(文震孟)相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
今主上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
吴昌时为此专门结交皇帝的近侍多方活动。
文震孟之子文秉透露了其中一些内幕: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家。
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周延儒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
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周延儒经营奔走，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黄金。
周延儒得以再召。
大明的官都很奇怪，一个个嘴上说着穷的都要当裤子了，可动不动就能拿出万两黄金来行贿。
当然他们花钱只能买通皇帝的近侍与亲信大臣，但难以买通皇帝本人，崇祯眼见无人可用，周遭人都在夸他。
索性就把周延儒给提拔上来试一试。
复社为周延儒的复出积极奔走，是不争的事实。
成立于崇祯二年的复社，是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基本成员是生员阶层，其精力的相当大部分消耗在八股文当中，也就是说，它的
成员大多数是为了应试的“制艺”，亦即为了科举考试合格才来人社的。
其创始人“娄东二张”。
张溥与张采标榜“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主张经世致用的新学“救时之用”的“经世之术”，追慕东林的余绪，以学问触及时事，卷人政争之中，被人们称为“小东林”。
这种读书人，大抵是不被锤匪体系所接纳的，而他们也不屑于加入锤匪。
张溥与周延儒有门生座主之谊，因周延儒与温体仁相轧，复社卷人其中，突出的事件就是围绕《绿牡丹传奇》的纠纷。
崇祯六年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内阁首辅温体的弟弟温育仁希望加人复社，以缓解复社与温体仁的矛盾。
但张溥坚决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写了《绿牡丹传奇》来讽剌复社诸君子。
两贵族子弟居周张门下者无数，诸人起了争执，结下大仇。
由此可见，复社之所以支持周延儒复出，与他们反对温体仁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
崇祯下旨，召前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入朝。
张至发有自知之明，坚决辞谢，不肯奉召。
周延儒奉召后，入京，出任内阁首辅。
崇祯加他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史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对他寄子厚望，希望大明能出现中兴气象。
周延儒自己也想以面日一新的姿态重现于政坛。
在这点上周延儒继续得到网罗天下人才的复社领袖张溥的帮助，张溥给他密疏救时十余事，要他记下再出必能博得好印象。
周延儒慨然允诺：“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
入京后，一向刚直敢音的御史张肯堂，也向他面陈要务(如捐租起废、清理冤狱之类)，周延儒一一采纳。
有了这些准备，周延儒首次朝觐皇帝时便胸有成竹地把施政纲领作了简明陈述。
诸如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年拖欠赋税、凡兵残岁荒地方，减免今年田赋、宽宥戍罪以下人犯、复诖误举人、广取士额、召还因言事而遭贬谪官员等。
崇祯慨然应允，并赐宴为之洗尘。
待周延儒离去，崇祯欣欣然面带喜色，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还是他好!”
“还是他好”四字，把崇祯对周延儒的高度评价流露得淋漓尽致，言外之意他是最合适的内阁首辅人选，此时此际别无一人可当此重托。
因为有复社人士的支持，周延儒的再次入阁果然不同凡响，大力革除温体仁及其后继者的弊政，使得风气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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